“早就聽傳聞當年登萊之亂，謝三賓做為巡按，勾結太監高起潛一起私分了叛軍百萬抄掠贓銀，還以為隻是民間傳說，現在看來，這些都是真的了。
”

　　謝氏天賜園中，旗手營團團包圍，任何人不許出入。

　　幾百人馬開始地毯氏的抄家搜檢，收獲巨豐。

　　僅僅半天時間，就從謝家的秘密地窖裡起出了三萬兩黃金，以及十六萬多兩白銀，另外銅錢、洋銀等也很多。

　　錢肅樂等人看到抄出來的謝氏家财也不禁驚歎，雖同城鄉鄰，知道謝氏是甯波首富，可誰知道藏了這麼多金銀。

　　此時大明亂世，黃金非常值錢，一金起碼能換十六兩銀，達到一個高價頂峰，也就是一兩金子能換一斤銀。

　　而銀子也很值錢，崇祯即位後，造崇祯通寶，且越造越薄，一錢不足兩克，且南方的錢更輕，官方規定，北錢六十三文折銀一錢，南錢一百文折錢一錢，但實際上這些薄錢在市場上可不被認可，基本上南錢兩千文才能兌一兩銀子。

　　朝廷缺銅少錢，于是鑄造的銅錢越來越薄，卻還定下不符合價值的兌換比例，百姓當然也不傻，于是市場上劣币驅除良币，有錢的豪紳地主們開始大量藏銀，藏金，市面上反倒都是薄錢、假錢等盛行。

　　三萬兩黃金，按時價，值四十八萬兩銀子，再加上那十六萬多兩的白銀，這就是六十四萬啊。

　　浙江一省一年的田賦總額不過一百一十四萬多兩白銀啊。

　　“謝三賓居然擁有二十四萬多畝田地？
”老朱看到抄出來的一本田地賬簿，驚訝的都出了聲。

　　錢肅樂等身為本地鄉紳，其實也都是地主，對這個倒是了解些實情的，便跟朱以海解釋。

　　“這些地多是投獻的。
”

　　一聽到投獻二字，朱以海回過味來。

　　明代瑤役之重，超過稅糧，對百姓是一個極大的負擔。

　　但王府和勳貴的田莊卻享有優免權，一旦成為他們的莊佃，就可以蔭蔽其下，免充國家差役。
于是許多農民，甚至是小地主都主動投獻權貴。

　　而權貴們為了吸引投獻，主動以低于國家田賦的數額來征收籽粒糧。

　　說白了，就是百姓帶着自己的田投靠王公貴族，這地名面上白送給王公了，甚至自己去做奴仆，戶口就不在國家賬上，也不用充當瑤役了。
但實際上這個地還是自己在種，隻是把原本該給國家交的田賦，改成給王公們交租，而王公們為了吸引人來投獻，把這租定的比朝廷的稅低。

　　這樣一來，農民既不用承擔瑤役，田地産出上交的還少了，留存的多了，生活也就提高了。

　　對權貴們來說，通過這樣的手段，憑白兼并了許多田地，再仗着自己的特權，優免稅賦，更是平白又得地又收糧。

　　唯有國家才是裡外都虧的。

　　相比起王公勳貴，官員在大明也是特權階級，戶籍上是官戶，經濟上則是按品階定額優免，現任官員悉免其瑤役，緻仕官終身無所有，考中秀才除本身免除外，還能戶内優免二丁。

　　在萬曆三十八年頒布的優免則例中規定，現任京官一品免田一萬畝，以下遞減至八品，免田兩千七百畝，外官減半，緻仕鄉官免本品十之六，生員，監生八十畝。

　　本來國初的優免隻是免瑤役，但事實上到了明中期開始，已經是役糧俱免。
而到了中後期開始，官紳們更是無視國家法律，沖破界限，基本上就成了全額優免。

　　田連阡陌而不任分毫瑤役，甚至不僅官戶本身如此，連依附于他們的佃戶叢仆，疏屬遠親，也都無一手一足應公家之役，無一錢一粒充應役之勞。

　　于是官戶便成了逃避國家稅賦瑤役的保護傘，各種名目的什麼淵薮，投獻、詭寄、分花、寄莊等層出不窮。

　　投害早就被稱為國家三害之一，但這涉及到所有官紳和權貴階級，因此不但沒有半點改變，反而越演越烈。

　　謝三賓的這二十四萬多畝地，真正他家自己的地不多，可能也就兩成左右，其中還有部份是仗着官職權勢，巧取豪奪來的，比如遇災年，放高利貸，然後逼債收田等。

　　更多的都幾乎是投獻或寄莊等。

　　“謝家僅甯波一地，每年收租谷就達一萬三千多石，斂銀九千八百兩。
另外，謝家還擁有衆多織機織婦，紡織求利······”

　　這不僅是個官僚地主，還是個資本家了。

　　大明為什麼亡，很大部份原因就是财政先崩潰了，而國家财政為什麼崩，說到底還是那群官僚集團們，他們表面滿嘴仁義道德，可私底下不僅巧取豪奪，甚至還通過投獻等方式，兼并田地，壟斷工商。

　　朝廷但凡敢說一句開海貿易，他們就說取禍之道。
敢要征收工商稅，開礦稅，他們就要鬧的滿城風雨雞犬不甯，本質上就是他們侵占了本屬國家的利益，不肯放手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