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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的答案這不僅趙昺知道，恐怕天下人都知道。
幾乎所有人都甯願放棄愛國理智而選擇忠君，連質問君主的勇氣和願望都沒有，何況深刻透徹的洞察力呢！
這種不能面對真相的愛國主義，從此毒害所有的人，使識時務者的國人學會了回避真相，向強權屈服，而學會了用沉郁頓挫豪放憤激的美文抒發漂亮的空洞的愛國深情。
甯願抛棄或壓抑最高的價值、踐踏最低的底線，甯願委屈尊嚴、犧牲國本，逐漸形成了一個病态的文化。

　　這種思想潮流不但讓大宋承受了無盡的災難和恥辱，也形成了士人可憐、可悲、可辱的性格态度，而士人集團除了在道德問題上虛張聲勢之外，在實質性的問題上并沒有什麼作為。
但這個看似隻是國家内部本身的問題，卻導緻國家陷入緻命的困境，讓一個比三個遊牧民族國家還要強大數倍的大宋帝國，在戰争中屢屢被動，不斷退縮，表現的極為軟弱無能。

　　可要是說整個大宋朝就沒有敢挺身而出為國谏言，想為國出力的士人，趙昺以為也過于絕對，如李綱、趙鼐、胡铨，眼前的文天祥、陸秀夫和師傅應節嚴都在其列。
但這些人絕對沒有好下場卻是絕對的，不是被貶嫡、就是被流放，或是孤老鄉間終生不得起用，甚至是兵敗身死。
管你是出于何種目的報國，偏偏國家就不理睬你，斷絕你的任何報國希望。
如果大家沒有權利去愛國和保衛自己家園的話，那麼這個國家其實是不屬于他們的。
那還可以做什麼呢？

　　陸遊在趙昺的前世之中可謂是愛國士人的代表，其幼年時期就一直過着南遷逃難生活，參加進士考即遭遇秦桧罷黜，後數次作為參議官參與北伐策劃與準備行動，卻一而再再而三被黜退，晚年退居故鄉二十年。
換句話說，他一生都沒有機會為愛國出力。
凡是愛國抗戰派都是如此遭遇，可是他們都很執着，越在愛國事業上失意，越是不肯放棄，那麼他們是否對這種愛國抗戰事業的正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思考明白了呢？

　　趙昺想他們都沒有想明白，因為皇帝不想讓他們打。
而在這皇權至上的時代，除了依賴國家政權，他們便不具備自由獨立的愛國能力甚至愛國權利，難以獲得組織任何社會力量的權利和能量，一個****社會斷絕了任何一個有雄心壯志為國家做事情者的任何具體路徑，你再熱愛祖國和再有雄謀大略，你也不敢、不能有所作為。
除非這個國家，也就是皇帝給你的資格和路徑，所以這些人的下場也注定是英雄氣短，壯志難酬。

　　那他們能如何呢？
就隻能像一群被遺棄的怨婦，不依不饒地哭訴，請求國家允許他們為這個家賣力，但他們早都已經被厭棄，喪失了為國獻身的權利，也沒有參政議政的資格，他們是“多餘人”。
然而他們還是不敢對皇帝心存腹诽，隻是對一個空洞的朝廷不具名的埋怨，對一個抽象的國家無處無能地示愛，完全沒有出路然而卻絕不放棄的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