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聽罷也是出了一身冷汗，‘官’這個群體的主流究竟是君子居多還是小人居多，直接關系到整個社會的道義忠信和腐敗貪殘。
如果是小人掌握了大權，勢必造成滿朝文武同惡相濟，形成全方位劣币淘汰良币的局面。
清廉之士若能得到提拔，倒是新奇事了。

　　而一旦壞人掌了重權，按照與朝廷正常秩序完全相反的遊戲規則操縱屬下，在這種情況下，所在地方官要麼為虎作伥，要麼遭罷免而淘汰出局，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待他們形成氣候，地毯式、塌方式腐敗不僅會涉及到各層官員，甚至連胥吏走卒都有了趁機大撈一把的機會，而朝廷想整治都無從下手了。

　　再想想自己當初幸虧挑選了應節嚴、江璆這樣的正直人作為府中的首官，趙孟錦、蔡完義、劉洙、鄭虎臣等尚有廉恥、忠義之心的将領作為輔官，而沒有貿然任用那些徒有虛名之人。
當然趙昺當時這麼做也是出于保命的需要，以防止被人給‘賣’了，加上為了能在瓊州立足，快刀斬亂麻的将原來有問題的官員幾乎換了個遍，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這雖然多半出于偶然，現在琢磨一下也夠讓人心驚的。

　　“先生，這些奸佞初露端倪之時，朝中那些正直之士為何不能将他們扼殺于萌芽之中，反而要加以利用，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呢？
”趙昺清楚壞蛋也不是一天就能煉成的，大宋三百年曆任君王并非都是昏聩不堪，名臣也出了一大堆，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出現這麼多奸臣也是需要反省的。

　　“陛下之言一語中的。
”鄧光薦言道，“仁宗朝裡，多數士子都能遵循聖賢之言，以修身、齊家、治國為人生信條，以奢侈為恥，對貪渎醜行更是嗤之以鼻。
他們常為政事争得面紅耳赤，甚至丢官，但卻都是受人尊敬的铮铮君子。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後代公論是：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
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
至神宗朝之前的近百年雖然也有貪官，可隻為個例，且得以嚴懲，難改正直之風。
”

　　“我朝貪腐之風卻是肇始于王介甫入相。
為了推進新法，其不惜重用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品質有缺的官員入相，大批反對新法的正直之士被逐出朝廷，以緻祖宗近百年涵育起來的清廉正直之風喪失殆盡。
朝中官員開始明目張膽地涉足貪腐，哲宗朝已是愈演愈烈，徽宗朝則登峰造極。
南遷之後，此頹風雖有過遏制，但已是積重難返，終因病入膏肓無力挽回！
”

　　“這……”趙昺聽了是目瞪口呆，在他前世的記憶中王安石可是一個正面典型，其不僅名列文學史中的唐宋八大家之一，還是一位銳意改革，推行富國強兵之策的改革者，而後世對其德行也評價很高，他質樸，節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且是曆史上惟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後無任何遺産的宰相。
這明顯就是鞠躬盡瘁的代表，為官的典範，可在鄧光薦的口中卻成了導緻大宋官場奸佞橫行，政府腐敗的罪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