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女人的表現都出乎趙昺的意外，尤其是楊太後這麼容易便被自己說服。
但轉念一想便也釋然，一個女人在危機降臨的時刻所表現出的堅韌和狠辣往往是出人意料的。
世人皆言漢太祖劉邦的皇後呂雉狠毒，其實其本身也是名門閨秀，受過良好的教育，後來之所以能那麼心狠手辣跟劉邦絕對脫不了關系。

　　劉邦能在逃亡路上把妻子兒女扔掉自己逃跑，也能在項羽說要把他父親煮了時要求分一杯羹，還能不在乎糟糠之妻患難情，妄圖換皇後，廢太子等一系列現人品的事情。
被做成‘人彘’戚姬，說實話也是自己作的，她不過是劉邦在逃亡路上娶的一位農戶家的女兒，在其登基後，把她接入宮中，從此寵的一發不可收拾。

　　呂雉當皇後初時，其實也并不過多幹涉朝政，但她也是個賢内助，幫助劉邦除掉了韓信。
戚姬是然而被劉邦寵壞的戚姬卻不是個安分的主。
她給劉邦吹枕邊風，要當皇後，甚至要廢太子劉盈，立她兒子劉如意為太子。
而劉邦是個不重親情的人，但在他快死的時候害怕呂雉對戚姬母子不好，還真想着要廢太子。
如果不是呂雉是正統又在朝中有人脈，最終還真就讓其得逞了。

　　呂雉本來一直安分，可是當威脅到兒女的利益時，這位母親就會變得堅韌起來。
劉邦死後，呂雉剃掉戚姬的頭發，把她囚禁在永巷，穿褚紅囚衣，帶枷鎖舂米，其子劉如意也被遣往封地。
這是呂雉對戚姬的懲罰，但其受不了這種侮辱還有不甘心，自作了，希望兒子來救她。
而這首歌最終成了自己的催命符，驅使呂雉将劉如意騙進宮殺死，把她做成人彘。

　　可惜是呂雉的兒子劉盈每當幾年皇帝，年紀輕輕的就死了。
這時的呂雉性情大變，為了保證權力，開始任用外戚，險些将劉氏江山變成呂氏的，從此名聲也臭了。
而他的後代漢武帝劉徹卻沒有忘記此事，他晚年立劉弗陵為太子，卻殘暴的殺了其生母鈎弋夫人，原因就是劉邦死後，劉盈少而呂後壯，呂後手握皇權，把劉邦的子孫幾近斬盡殺絕，可見這個教訓令劉徹刻骨銘心。

　　而曆史也驗證了劉徹的深謀遠慮，正像他自己所說：“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
女主獨居驕蹇，**自恣，莫能禁也。
汝不聞呂後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其死後，年僅八歲的漢昭帝劉弗陵繼位，昭帝聰慧賢明，但隻活了二十歲便死了。
假如鈎弋仍活着，那麼，昭帝一朝她必然是皇太後，雖然年齡僅二三十歲。

　　假如鈎弋夫人能活到五十歲，那麼，昭帝之後她必然是太皇太後。
如此尊貴的身份，在朝中注定是說了算的。
就是說，鈎弋差不多要影響乃至左右朝政三十年。
在這三十年裡，她會不會成為新的呂後，會不會成為像日後東漢的梁太後，乃至像西晉惠賈皇後那樣的妖孽，也未可知。

　　因為無限權力之下，什麼樣的醜事、惡事都可能發生。
可見看似不通人情的殘酷的防範原則，在封建**社會的皇位繼承中，卻也有一定的預見性和合理性。

　　其後世的武則天則又完美的诠釋了這一原則，從其為了取代而栽贓王皇後，不惜掐死自己的親生女兒算起，為了實現登上權力頂峰的夢想，她先後害死了自己的女兒、兒子、兒媳、兄弟、姐妹、侄女、孫女、姑母等不下二十人，被她害死的高官也有近百人。
更慘無人道的是，她也用類似呂雉的殘酷手段來對付她丈夫唐高宗留下的寵妃蕭良娣，把被剁掉手腳的蕭妃投入釀甕中，使之受盡屈辱折磨而死。

　　因此趙昺覺得楊太後能很快相通這件事，不是其有漢武帝一般的政治智慧，否則也不會執意立吳曦為後，可其還是一位母親，一個王朝的守護者。
想當年楊太後在國亡的前一刻受命保護兩位小皇子倉皇出逃，要知道其可是在深宮多年的妃嫔，雖說不受寵，卻也是錦衣玉食，哪裡受過什麼苦。

　　但是她卻能在敵軍的追擊下不畏艱難，保護着兩位幼子一路逃到福建，其過程可謂九死一生。
而後歲月的艱難自不必說，不僅受盡磨難，楊太後還承受了親子病死的慘痛，可其很快又立趙昺為帝，以延續國脈。
而讓一個女人變得如此強大，正是因為母性的偉大，使她可以為了自己的孩子犧牲一切。
如今當其發現吳家可能威脅到趙氏的利益後，也毫不猶豫的選擇站在了他的一邊。

　　趙昺自來到這個世界最親近的人可以說就是楊太後了，十年間給了他跨越千年的母愛，并給予了他無私的支持，可以說若是沒有其也便沒有他的今天，更不可能掌握大權。
同時其也是趙昺最為‘懼怕’的人，但絕非那種表面上的怕，而是從心眼兒裡的怕，怕讓這個可憐又堅強的女人傷心、難過，怕自己讓其失望。
所以在楊太後表明其态度後，趙昺也終于松了口氣。

　　不過趙昺知道即便自己獲得了楊太後的支持，但是處置吳家也是一件極為冒險的事情，他如此做其實等于在與整個士人集團對抗，從他們手中搶奪權力。
因為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天子“君臨天下”，但應當“統而不治”，所謂“無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面而已”，說的都是這個意思。

　　從表面上看，毫無疑問宋室君主處于這個權力結構的最頂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同時也是名義上的權力源，所有的诏書都必須以皇帝的名義頒布。
但是在士大夫們看來皇帝最好隻是作為主權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禮儀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體執政；國家的治理權由一個可以問責、更替的朝廷機構來執掌。

　　趙昺知道這種國家體制類似與現代的君主立憲制，用現代政治學概念來說，這叫做“虛君共和”；用宋人自己的話來說，叫做“權歸人主，政出中書”。
當然在封建社會的整體下，宋代的實際權力運作當然離理想的“虛君共和”尚有很遠的距離，但“虛君”顯然是宋代士大夫階層的重疊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