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我父親曾經在俾路支【Baluchistan巴基斯坦城市】赤手空拳，和一隻黑熊搏鬥。如果這是個關于别人的故事，肯定有人會斥之為笑話奇談。阿富汗人總喜歡将事物誇大，很不幸，這幾乎成了這個民族的特性。如果有人吹噓說他兒子是醫生，很可能是那孩子曾經在高中的生物學測驗中考了個及格的分數。但凡涉及爸爸的故事，從來沒人懷疑它們的真實性。倘使有人質疑，那麼，爸爸背上那三道彎彎曲曲的傷痕就是證據。記不清有多少次，我想像着爸爸那次搏擊的場面，甚至有時連做夢也夢到了。而在夢中，我分不清哪個是爸爸，哪個是熊。

　　有一次拉辛汗管爸爸叫“飓風先生”，這随後變成遠近聞名的綽号。這個綽号可是名副其實。爸爸是典型的普什圖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留着濃密的小胡子，卷曲的棕色頭發甚是好看，跟他本人一樣不羁；他雙手強壯，似乎能将柳樹連根拔起；并且，就像拉辛汗經常說的那樣，黑色的眼珠一瞪，會“讓魔鬼跪地求饒”。爸爸身高近2米，每當他出席宴會，總是像太陽吸引向日葵那樣，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

　　爸爸即使在睡覺的時候，也是引人注目。我常在耳朵裡面塞上棉花球，用毯子蓋住頭，但爸爸的鼾聲宛如轟轟作響的汽車引擎，依然穿牆越壁而來，而我們的房間中間還隔着客廳呢。媽媽如何能跟他睡在同一個房間？我不得而知。要是能見到我的媽媽，我還有一長串問題要她解答呢。

　　在1960年代晚期，我五六歲的樣子，爸爸決定建造一座恤孤院。故事是拉辛汗告訴我的。他說爸爸親自設計施工圖，盡管他根本沒有半點建築經驗。人們對此表示懷疑，勸他别犯傻，雇個建築師得了。當然，爸爸拒絕了，人們大搖其頭，對爸爸的頑固表示不解。然而爸爸成功了，人們又開始搖頭了，不過這次是帶着敬畏，對他成功的法門稱贊不已。恤孤院樓高兩層，位于喀布爾河南岸，在雅德梅灣大道旁邊，所耗資費均由父親自己支付。拉辛汗說爸爸獨力承擔了整個工程，工程師、電工、管道工、建築工，這些人的工錢都是爸爸支付的。城裡的官員也抽了油水，他們的“胡子得上點油”。

　　恤孤院工程耗時三年，蓋好的那年我八歲。我記得恤孤院落成前一天，爸爸帶我去喀布爾以北幾英裡遠的喀爾卡湖。他讓我叫上哈桑，但我撒謊，說哈桑有事情要做。我要爸爸全屬我一人。再說，有一次哈桑和我在喀爾卡湖畔打水漂，他的石頭跳了八下，我用盡力氣，也隻能跳五下。爸爸在旁邊看着我們，他伸手拍拍哈桑的後背，甚至還用手臂摟住他的肩膀。

　　我們在湖邊的野餐桌旁邊坐下來，隻有爸爸跟我，吃着水煮蛋和肉丸夾餅――就是馕餅夾着肉丸和腌黃瓜。湖水澄藍，波平如鏡，陽光照在湖上熠熠生輝。每逢周五，總有很多家庭到湖邊，在陽光下度過假期。但那天不是周末，那兒隻有我們――爸爸和我，還有幾個留着胡子和長發的遊客，我聽說他們叫“嬉皮士”。他們坐在碼頭上，手裡拿着釣魚竿，腳闆在水裡晃蕩。我問爸爸，為什麼那些人留着長頭發，但爸爸沒有回答，隻哼了一聲。他正準備翌日的演講，翻閱着一疊手稿，不時用鉛筆做些記号。我吃一口雞蛋，告訴爸爸，學校裡面有個男孩說，要是吃下雞蛋殼，就得将它尿出來。我問爸爸這是不是真的，爸爸又哼了一聲。

　　我咬一口夾餅。有個黃頭發的遊客放聲大笑，用手拍拍另外一人的後背。遠處，在湖那邊，一輛卡車蹒跚着轉過山路的拐角處，它的觀後鏡反射出閃閃的陽光。

　　“我想我得了癌症。”我說。和風吹拂着那些手稿，爸爸擡頭，告訴我可以自行去拿些蘇打水，我所能做的，便隻有去搜尋那轎車的行李箱。

　　翌日，在恤孤院外面，椅子沒有來客多。很多人隻好站着觀看落成慶典。那天刮風，新建築的大門外面搭了個禮台，爸爸坐在上面，我坐在他後面。爸爸身穿綠色套裝，頭戴羔羊皮帽。演講當中，風把他的帽子吹落，人們開懷大笑。他示意我替他把帽子撿回來，我很高興，因為當時人人可以看到他是我的父親，我的爸爸。他轉過身，對着麥克風說，他希望這座房子比他的皮帽來得牢靠，人們又大笑起來。爸爸演講結束的時候，大家站起來，歡呼緻意，掌聲經久不息。接着，來賓與他握手。有些人摸摸我的頭發，也跟我握手。我為爸爸自豪，為我們驕傲。

　　雖說爸爸事業興旺，人們總是說三道四。他們說爸爸沒有經商的天分，應該像爺爺那樣專研法律。所以爸爸證明他們統統錯了：他不僅經營着自己的生意，還成了喀布爾屈指可數的巨賈。爸爸和拉辛汗創辦了一家日進鬥金的地毯出口公司，兩家藥房，還有一家餐廳。

　　當時人們嘲弄爸爸，說他不可能有樁好婚事――畢竟他沒有皇族皿統，但他娶了我媽媽，索菲亞・阿卡拉米。媽媽受過良好教育，無論人品還是外貌，都被公認是喀布爾數得上的淑女。她在大學教授古典法爾西語【Farsi現代波斯語】文學，祖上是皇親貴胄。這讓爸爸十分高興，總在那些對他有所懷疑的人面前稱呼她“我的公主”。

　　父親随心所欲地打造他身邊的世界，除了我這個明顯的例外。當然，問題在于，爸爸眼裡的世界隻有黑和白。至于什麼是黑，什麼是白，全然由他說了算。他就是這麼一個人，你若愛他，也必定會怕他，甚或對他有些恨意。

　　我上五年級的時候，上伊斯蘭課的毛拉【Mullah伊斯蘭教對老師、先生、學者的敬稱】叫法修拉，個子矮小粗壯，臉上滿是青春痘的疤痕，聲音嘶啞。他教導我們，讓我們知道施天課的【伊斯蘭教有五大天命：念、禮、齋、課、朝。天課（zakat），即伊斯蘭教法定的施舍，或稱“奉主命而定”的宗教賦稅，又稱“濟貧稅”】益處，還有朝觐的責任。他還教給我們每天五次禮拜【伊斯蘭教每天要進行五次禮拜，在黎明、中午、下午、日落和晚上各進行一次】的複雜儀式，要我們背誦《可蘭經》。他從不替我們翻譯經文，總是強調――有時還會用上一根柳樹條――我們必須準确地念出那些阿拉伯字眼，以便真主能聽得更清楚。一天，他說在伊斯蘭教義裡面，喝酒是極大的罪過，那些嗜酒的家夥将會在接受超度那一天（審判日）得到懲罰。當年喀布爾飲酒的人比比皆是，沒有人會公然加以譴責。不過那些愛小酌幾杯的阿富汗人也隻敢陽奉陰違，從不在公開場合喝酒。人們把烈酒稱為“藥”，到特定的“藥店”購買，用棕色紙袋包着。他們将袋子紮好，以免被看到；然而有時在路上仍不免被人偷眼斜睨，因為知道這些商店在兜售什麼玩意的人可不少。

　　我們在樓上，爸爸的書房――那個吸煙室――裡面，我告訴他法修拉毛拉在課堂上講的話。爸爸走到那個他造在屋角的吧台，自斟了一杯威士忌。他邊聽邊點頭，不時從他的酒杯小啜一口。接着他坐在皮沙發上，把酒杯放下，把我抱在他的膝蓋上。我覺得自己好像坐在一對樹幹上。他用鼻子深深吸一口氣，又呼出來，氣息嘶嘶作響，穿過他的胡子，似乎永無止境。我不知道自己是該擁抱他呢，還是該害怕得從他膝蓋上跳下來。

　　“我知道，你被學校教的功課和在生活中學到的東西搞糊塗了。”他那渾厚的聲音說。

　　“可是，如果他說的是真的，那你豈不是罪人了嗎，爸爸？”

　　“嗯。”爸爸咬碎嘴裡的冰塊，“你想知道自己的父親怎麼看待罪行嗎？”

　　“想。”

　　“那我會告訴你，”爸爸說，“不過首先，你得知道一件事情，阿米爾，那些白癡大胡子不會教給你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你是說法修拉毛拉嗎？”

　　爸爸拿起酒杯，冰塊叮咚作響。“我是說他們全部，那些自以為是的猴子，應該在他們的胡子上撒尿。”

　　我咯咯笑起來。想到爸爸在猴子的胡子上撒尿，不管那猴子是否自以為是，那場面太搞笑了。

　　“除了用拇指數念珠，背誦那本根本就看不懂的經書，他們什麼也不會。”他喝了一口，“要是阿富汗落在他們手裡，所有人都得求真主保佑了。”

　　“可是法修拉毛拉人很好。”我忍住發笑。

　　“成吉思汗也很好。”爸爸說，“夠了，不說這個了。你問我對罪行的看法，我會告訴你。你在聽嗎？”

　　“是的。”我說，試着抿緊嘴唇，但笑聲從鼻孔冒出來，發出一陣鼻息的聲響，惹得我又咯咯笑起來。

　　爸爸雙眼堅定地看着我的眼睛，僅僅這樣，我就止住了笑聲。“我的意思是，像男人跟男人說話那樣跟你談談。你覺得你做得到嗎？”

　　“是的，親愛的爸爸。”我低聲說，不止一次，爸爸隻用幾個字就能刺痛我，這真是叫人驚奇。我們有過一段短暫的美好時光――爸爸平時很少跟我說話，更别提把我抱在膝蓋上――而我這個笨蛋，竟然白白将其浪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