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證明了他的選擇是對的，在1999年美國《福布斯》雜志的世界富豪評選中，比爾・蓋茨以淨資産850億美元理所當然地登上了榜首。當年的3月27日，比爾・蓋茨回母校參加募捐活動時，有記者問他是否願意繼續回哈佛上學，彌補他曾經的遺憾。對此，比爾・蓋茨隻是微微一笑，沒有作出任何回答。不難看出，比爾・蓋茨已不願意為了哈佛的學位證書而放棄自己已有的事業。

　　這是為什麼呢？按照常理，上學是蓋茨喜歡的事情，在實現了創辦軟件公司的願望後，他完全可以靜下心來繼續學習，實現他的哈佛夢想。可是他為什麼又選擇放棄呢？如果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個問題就不再那麼令人困惑了。因為，對于當時的蓋茨而言，比起放棄學業選擇經營公司，放棄經營公司去上學的機會成本更大；而且，他在計算機領域的技術水平已經相當高，上學對他來說得到的利益不可能比他經營公司的利益大，所以他當然會選擇機會成本較小、利益較大的一方。

　　機會成本又稱擇一成本或替代性成本，是指在經濟決策過程中，因選取某一方案而放棄另一方案所付出的代價或喪失的潛在利益。衆所周知，有選擇就有代價。當你得到一個機會時，你也就失去了另一個機會。而該選擇哪個機會，人們則需要通過計算機會成本來加以權衡，即選擇一件東西的機會成本是為了得到這件東西所放棄的其他東西的價值。

　　面對有限的資源，為了能夠得到想要的，人們必須選擇放棄。

　　選擇有時很容易，但有時卻很難，難就難在備選的雙方都有多種多樣或者不相上下的優勢。不過，隻要了解了其中的經濟學原理――機會成本，人們就會明智地作出最經濟、所獲利益最大化的選擇。

　　要想對備選方案的經濟效益作出正确的判斷與評價，必須在作決策前進行分析，将已放棄的方案可能獲得的潛在收益作為被選取方案的機會成本計算在内。機會成本并非會計學意義上的成本，而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學概念。從經濟學角度來說，人們計算機會成本一般隻是為了找到最佳的要素組合，從總體上得到最大的利益。我國也有一個與蓋茨類似的不願意上大學的例子，那就是姚明。姚明同火箭隊簽訂了5年的合同，火箭隊付給他的總薪酬是7000多萬美元，加上他平時代理的廣告收入，據說他的年收入已超3億元人民币，但是如果他選擇去讀大學的話，這些收入很可能都會失去，也就是說，與在NBA打球相比，他選擇上大學的機會成本要大得多。

　　機會成本不僅僅是名人作出選擇時才會用到的，人們在日常的生活中，也都會面臨各種各樣的選擇，有選擇就需要計算機會成本，因此，這是一個對于任何人都很重要的經濟學概念。人們在決策時，經常會比較各個備選項的成本和收益，隻有所獲利益高于成本，人們才更傾向于采取行動。

　　經濟學家提醒你

　　關于機會成本的概念要點：

　　（1）機會必須是決策者可選擇的項目：機會成本所指的機會必須是決策者可選擇的項目，若不是決策者可選擇的項目便不屬于決策者的機會。例如某農民隻會養豬和養雞，那麼養牛就不會是某農民的機會。

　　（2）機會成本必須是指放棄的機會中收益最高的一個項目：放棄的機會中收益最高的項目才是機會成本，即機會成本不是放棄項目的收益總和。例如某農民隻能在養豬、養雞和養牛中擇一從事，若三者的收益關系為養牛＞養豬＞養雞，則養豬和養雞的機會成本皆為養牛，而養牛的機會成本僅為養豬。

　　為什麼收入高的人多交稅

　　小林的父母在同一家單位上班，他的媽媽是普通員工，每月實發工資3500元；爸爸是一名經理，每月實發工資5000元。小林父母的收入不同，所交的個人所得稅也不同，爸爸每個月要比媽媽多交不少錢，這是為什麼呢？

　　所謂個人所得稅，是指國家對本國公民、居住在本國境内的個人的所得和境外個人來源于本國的所得征收的一種所得稅。在有些國家，個人所得稅是主體稅種，在财政收入中占較大比重，對經濟亦有較大影響。

　　為什麼收入高的人多交稅？原來，稅收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調節收入差距。其原則是從富人那裡多征一點，用于幫助低收入階層的教育、醫療、市内交通等開支。一般所采取的辦法是累進稅，按照課稅對象數額的大小，規定不同等級的稅率。課稅對象數額越大，稅率越高；課稅對象數額越小，稅率越低。通俗地講，就是誰收入越高，誰交的稅就越多。

　　累進稅率的形式有全額累進稅率和超額累進稅率。

　　（1）全額累進稅率簡稱全累稅率，即征稅對象的全部數量都按其相應等級的累進稅率計算征稅額。

　　采用全額累進稅率進行征稅，方法簡單，易于計算。但在兩個級距的臨界部位會出現稅負增加不合理的情況。例如，某甲月收入1000元，适用稅率5％；某乙月收入1001元；适用稅率10％。甲應納稅額為50元，乙應納稅額為100.1元。雖然，乙取得的收入隻比甲多1元，而要比甲多納稅50元，稅負極不合理。這個問題，要用超額累進稅率來解決。

　　（2）超額累進稅率簡稱超累稅率，是把征稅對象的數額劃分為若幹等級；對每個等級部分的數額分别規定相應稅率，分别計算稅額，各級稅額之和為應納稅額。超累稅率的“超”字，是指征稅對象數額超過某一等級時，僅就超過部分，按高一級稅率計算征稅。

　　例如，我國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原來是1600元，從2008年3月份起是2000元，使用超額累進稅率的計算方法如下：

　　繳稅＝全月應納稅所得額×稅率－速算扣除數

　　全月應納稅所得額＝（應發工資－四金）－2000

　　實發工資＝應發工資－四金－繳稅

　　以上面所列舉的小林的媽媽和爸爸為例，小林的媽媽應繳個人所得稅＝（3500－2000）×10％－25＝125（元）；小林的爸爸應繳個人所得稅＝（5000－2000）×15％－125＝325（元）。在這裡，小林的爸爸比媽媽收入高1500元，就要多交200元的個人所得稅。

　　累進稅率的特點是稅基越大，稅率越高，稅負呈累進趨勢。在财政方面，它使稅收收入的增長快于經濟的增長，具有更大的彈性；在經濟方面，有利于自動地調節社會總需求的規模，保持經濟的相對穩定，被人們稱為“自動穩定器”；在貫徹社會政策方面，它使負擔能力大者多負稅，負擔能力小者少負稅，符合公平原則。累進稅的這些優點，決定了其為多國所采用。

　　經濟學家提醒你

　　收入越多，繳稅越多；收入越少，繳稅越少。

　　累進稅率的特點是稅基越大，稅率越高，稅負呈累進趨勢。在财政方面，它使稅收收入的增長快于經濟的增長，具有更大的彈性，為各國所采用。

　　為什麼缺一個人包不好餃子

　　過春節吃頓年夜餃子，是每個中國人都熟悉的事。大年三十，大家圍坐在一起，一邊包餃子，一邊話家常，歡歌笑語，其樂融融。但是今年，家明的姐姐出嫁了，在家過年的成員少了一個，連包餃子都變成了一件麻煩事。原來，四口之家自然形成分工：爸爸和面，家明拌餡，家明的姐姐擀皮，媽媽負責包。由于分工明确，他們家包餃子的效率非常高。往往是晚上一兩個小時之内，包好三五天吃的餃子。然後收拾停當，圍坐在電視機前看春節晚會。當新春的鐘聲敲響，大家吃着熱騰騰的餃子，慶祝新年的到來。

　　為什麼缺一個人就包不好餃子呢？原來，在簡單的包餃子行為裡，蘊涵着“分工協作”這一經濟理論。這個理論是亞當・斯密的不朽思想結晶。

　　說到“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他有兩個最為著名的發現：一是所謂的“看不見的手”；二是所謂的絕對成本論。“看不見的手”強調市場的力量，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無須政府過多操心，諸如生産、交換、流通這些看起來很複雜的問題市場會自動調節。“看不見的手”強調在一個國家内部政府對經濟活動不要幹涉；絕對成本論認為在國際貿易活動中政府也不應當幹涉，那就是自由貿易。自由貿易可使貿易雙方的福利增加。但這裡有個前提，即必須發揮自己的優勢，每個國家隻有生産自己最具優勢的産品參與國際貿易活動，雙方才能獲利。至今，還有許多國家把絕對成本論作為制定外貿政策的依據。

　　亞當・斯密的絕對成本論實際上是從推導中得出的。亞當・斯密認為分工可以提高勞動生産率。分工之所以能提高勞動生産率有三個原因：一、分工使勞動專門化，提高了工人的熟練程度；二、分工可以省卻工人從一種工作轉換到另一種工作的時間，免除因轉換工序或工作而造成的損失；三、分工可以使工人因專門從事某項操作而容易改進工具和發明機器，從而使一個人能夠完成許多人才能做的工作。

　　亞當・斯密以針的制造為例進行說明。針的制造共有18道工序，在沒有分工的情況下，一名工人每天最多可以制造20枚，但有時可能一枚也造不出來。如果分工生産，則一天可以制造4800枚，勞動生産率可以提高240倍。分工的原則是，人們各自集中生産具有優勢的産品，然後用自己的産品交換其所需要的産品，這樣可以大大提高勞動生産率，增加各自的福利。

　　一個人是這樣，一個工廠是這樣，一個地區是這樣，一個國家同樣是這樣。當分工越出國界時，分工就成了國際分工。亞當・斯密就是從這種簡單的推導中得出了他那偉大的絕對成本論。這理論與“看不見的手”共同奠定了亞當・斯密作為偉大經濟學家的地位。而這兩大理論可以說是市場經濟的最基本的理論。

　　回頭看家明家的大年三十包餃子，我們發現，這就是充分利用了分工協作的優勢。

　　包餃子現象說明我們日常忽視的幾個問題：偉大的經濟理論看起來最平實不過；有時我們會不自覺地運用經濟法則做事；分工協作是人類目前所能探索出來的最好的合作方式。無論人與人相處，還是單位與單位相處，還是地區與地區相處，還是國家與國家相處，這是最基本的原則。

　　經濟學家提醒你

　　從經濟學角度看，要把最合适的人放到最合适的崗位上，讓其各盡所能，就是要運用比較優勢，讓每個人隻做自己最專業的工作，不擅長的事情就交給别人完成。

　　無論個人、企業還是國家，隻要善于應用“比較優勢”，就可以在與别人的競争和合作中獲得對自己來說最大的效用和收益。

　　為什麼廣州美食物美價廉

　　去過廣州的人都知道，所謂“美食天堂”，廣州的飲食稱得上是廣州的招牌。飲食界都有“吃在廣州”一說。“吃在廣州”不僅是指廣州美食味道鮮美、品種豐富。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廣州的飲食價格比許多城市要便宜很多，是實實在在“物美價廉”！這才是廣州美食吸引人的重要原因。

　　幾十年來，廣州的物價一直是比較高的。經濟學中有個“物價指數”的概念，就是指某一時點的總體物價加權，與過去某一時點進行比較，用“物價指數”來表示總體物價水平的變化程度。

　　比如說，買一瓶啤酒，今年要6元，而去年隻要5元。那麼，我們可以說，啤酒的價格，今年相對于去年的物價指數是120％，上漲了20％。但是，計算整個國民經濟的物價指數要比單個商品複雜得多。主要是在選擇哪些商品作為樣本和每一種樣本的權數是多少這兩個問題上存在着統計上的困難。但我們可以大緻知道的是，物價指數反映的是一個地區或是整個國家國民經濟中物價總體水平較以往某個時點的變化程度。據統計，廣州這些年來的物價指數是位居全國前列的，比北京還要高。但是，一個出人意料的現象是，在廣州，餐飲業的平均水平要比北京低。本來，物價水平比北京高的廣州，勞動力價格、食品原料價格等方面都會比北京貴，于是食品的成本也應該比北京貴才對，那麼，為什麼廣州餐飲業的價格卻比北京要便宜呢？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主要得益于廣州餐飲業比較成熟的、有規模的市場競争體系。

　　舉個例子：鹵水鵝是廣州獨具特色的菜肴之一，現有A、B、C、D、E五個人有購買欲望。但是，由于他們的饑餓程度、飲食習慣、消費能力等許多方面的不同，他們願意出的價格也是不一樣的。分别為A90元、B80元、C70元、D60元、E40元。而與此同時，有四家賣鹵水鵝的店，每家由于生産能力的原因，都隻能提供2隻鹵水鵝。但是，由于他們的店面租金、工人工資、制作工藝等方面的不同，導緻了他們願意出賣的最低價格是甲70元、乙60元、丙50元、丁40元。

　　下面我們來分析，市場上将會以什麼價格來交易。假設，如果是以70元每隻的價格，那麼，甲乙丙丁都願意把所有的鵝賣掉。于是，市場上有8隻鵝的供給。而在A、B、C、D、E這五個人中，隻有A、B、C三個人願意購買。于是會出現供過于求的情況。同理，價格定在60元，一樣是供過于求。在自由競争的市場中，供過于求時，商品價格是會下降的。于是，如果市場價格定為50元，那麼，這時候，隻有丙、丁兩人提供4隻鹵水鵝，而市場上有A、B、C、D四個人願意以此價格購買。于是，市場上供給與需求達到平衡。這就是在此市場上鹵水鵝應該的價格。而如果以40元的價格出賣，就隻有丁能提供2隻鵝，而會有A、B、C、D、E這五個需求。供不應求時，價格會上升到50元的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