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是皿腥的一個月，諸葛恢的死隻是一個開始。
其後這個月剩下的時間裡，幾乎每天朱雀大桁南側都會再添新的首級。這些首級各依罪名高低、生前身份貴賤，死後也是高低不等的懸首示衆，在都内已經形成一道風景。
逐漸恢複繁榮的建康城，民衆偶或成群結隊行至此處，對着那些高懸的首級指指點點、窮發議論，自有一種看客們無甚危害的殘忍。
這一次的逆亂定罪，量刑非常嚴重，單單被判以枭首者，包括諸葛恢并其直系親屬和一衆黨徒，便達五十人之多，琅琊王氏的王胡之并王耆之自然也不能幸免。他們最後雖然附和了王恬對諸葛恢并青徐鄉黨的構陷，但即便有什麼所得也注定不會落在他們自己身上。
判以死刑但不必枭首的又有三十餘人，包括死在鄉亂中的蔡谟嫡子和宿衛中率先作亂、殺害護軍周谟的幾名将領，還有就是一部分曆陽亂卒首領，庾翼的丈人劉綏同樣沒有幸免。
還值得一說的便是對颍川庾氏的論罪，庾翼曾經夥同王允之于京畿近郊洗掠鄉民，但卻并沒有與諸葛恢直接勾結的指正，而其人率領曆陽亂卒入都，又是奉了皇太後的苑诏，這一點确鑿可查，因此颍川庾氏最終沒有以逆亂入罪。
但庾冰、庾翼兄弟兩人在這場動亂中罪名同樣不少，最大一樁便是力不勝任、緻使皇太後憂恐至死，又有無能禦衆，因使曆陽亂卒禍亂京畿。
如今兄弟兩人俱已身死，因此奪其一切職事爵秩，同時廢其家嗣。其涉事嫡子一并處死，餘子編為罪民，永作禁锢。
而後便是對台臣官員的處理，司徒褚翜徒任主政，但卻不能察患于未發，事後又無能定亂，更有外奔矯诏籌建行台罪狀，因是剝奪一切官爵貶為白身，禁锢不用。
中書令何充罪責稍輕，但也是責無旁貸，免其中書之職，外放司州刺史，單車以用專事督建修複陵寝宮苑。
其餘在職台臣，也都各自依照官職高低、機要與否，而各作一定程度的貶斥，幾乎無人能免。這追責的牽涉面雖然極為廣泛，但是相較于幾乎被殺個精光的青徐僑門，區區罰俸貶職已經算是非常輕微的處罰了。
而且這些台臣們也明白，最主要的清洗已經完成，他們這些被牽連者即便有什麼處罰，也隻是走一個形式而已。經過此一輪清洗後，台省官員缺額近半，除了州郡選募之外，他們這些在台者事後肯定也會循序以進的。
所以盡管整場清算聲勢浩大，但在底線劃出來之後，人心反倒漸漸歸于安定。
類似這種大規模的清洗，局内人的反應如何是一個隐患，鄉野和畿外州郡的聲音同樣要命。
在整場逆案的量刑處罰方面，沈哲子看似大勢洶洶、大開殺戒，但本身也是遵循一個原則，那就是殺頭略尾，抓大放小。主要施加重懲的，還是集中在畿内這些确鑿可查的時人身上，隻要有一點罪名牽涉上身，便絕對不能幸免。
但是在鄉亂的處理上，手段則要溫和得多。參與鄉亂的丹陽、吳中、琅琊等鄉衆們，直接确鑿入罪的并不多，比較顯眼的一個便是丹陽任球。
當琅琊鄉亂被定性為逆亂的一部分後，任球煽動都南吳人鄉衆前往痛殺琅琊的最大罪名已經不再，甚至可以冠以義軍為名。但沈哲子本身對于所謂“義軍”這一意義就不太認可，也不能單純的給任球脫罪就認可這種行為，甚至予以表彰。
所以，任球最終還是以發破喪戶、毀壞中興元功名臣喪榮的罪名入罪，奪職禁锢，徒刑發往河洛鎮戍。
明眼人看來，這其實也是對任球的一種關照和保全，畢竟他在鄉亂過程中太顯眼了，事後難免會有遭受牽連的人家懷恨在心。若是其人還繼續留在江東，即便有着沈家的保全也很難事事關照周全。
而江北乃是梁公基本盤，功罪如何其人一言決之，無論何種名義北上，未來衣錦還鄉的前程已是依稀可見。
下及鄉衆層面的處理，定為有罪的足足三萬之衆，但基本上沒有實質性的懲罰，其中一部分被遷徙發配到江北擇地安置，另外的則就近京畿周邊安置，以工償罪。
這種處理方式，與其說是處罰，不如說是一種保護。鄉仇是一個比政鬥還要難于處理的話題，政鬥隻要一方上台打倒另一方便算是告一段落，可是鄉仇不将對方趕盡殺絕的話就永遠存在。
鄉鬥參與這幾方，其中以琅琊鄉衆最為凄慘，接連遭受重創，如果再任由他們留在江東，可以說是四望皆敵，生活凄慘可想而知。
青徐僑門是阻撓沈哲子的一大障礙，可是青徐僑民們卻與他沒有什麼沖突。這些人也是受裹于大勢的可憐人，沈哲子即便要逞威風也落不到他們頭上。
所以，這些情緒僑民幸存者們都被集合起來，統一轉到江北安置。生存環境遭到巨大破壞，他們對沈氏吳人懷怨難免，但就算有什麼怨忿，也不至于再化成什麼實質性的報複。
說到仇恨，羯胡給他們帶來傷害更大，被迫離開時代安居的鄉土客居江表，也不見他們一個個紅了眼的北上與羯胡拼命。隻要安置得宜，并不刻意的迫害打壓，随着時間的流逝，自然也就成了順民。
嚴查鄉亂，還有一層意義，那就是打破原本鄉宗人情的各種盤結依附，尤其是在土地和蔭戶方面。
伴随着鄉亂的懲處，沈哲子在京畿幾個郡縣之内也是堅決推行着編戶齊民、土斷歸籍的政策。甚至包括他們沈家在内，都絕不容許再在京畿周邊豢養包庇大量生民勞力，打造一個圍繞建康為中心的生民各得耕織工役這種良态世風的區域。
而在施行這些政令的時候，沈哲子也是一再表态，這隻是京畿所在、定亂需求才有的特事特辦，絕不會将之當作定制向畿外郡縣蔓延。
關于這一點，沈哲子倒是沒有說謊，目前的他其實精力還不能完全放在内政處理上，而且想要放及四海的打土豪、分田地，當下無論是環境基礎、民意基礎包括統治構架都還不成熟。
定策但卻無力推行，最重要是沒有與此相關的充足的人才儲備，政令隻能浮于表面而無法落實。反而有可能激發各地那些鄉宗的反對熱潮，繼而釀生出層出不窮的民變。
隻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内做自己能夠做到的事情，無論謹慎也罷，保守也罷，沈哲子作為定策者，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而他的策略，就是打造建康城這樣類似的區域大中心，确保在這些中心區域内，他的統治和政令能夠得以充分的貫徹，對資源的調動能夠得到有利的執行。至于其他邊遠郡縣則暫時保持現狀不變，繼續加強商貿的往來以确保民間資源的流通。
這樣的區域中心，在沈哲子的構想中肯定不隻江東的建康和京府，包括如今的淮南壽春、未來的河洛、徐北彭城、江州豫章、荊州江陵、襄陽等地，都要向這方面來發展。先确立一個統治的基點，然後以點連線，以線帶面。
隻有等到這種布及四海的點、線、面構架完成，才是繼續進行下一步推動的基礎，覆及郊野邊治。至于所謂的農村包圍城市，在當下這個世道而言，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情況。
這些秩序的建設，注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京畿這裡局面敲定之後，便可以達成與淮南隔江呼應的格局，再佐以老爹沈充此前大修馳道的計劃，這種中心呼應基本上已經可以保持江東局勢的平穩，未來沈哲子也能更加安心坐鎮洛陽。
關于州郡方面對今次中樞清洗的态度如何，目下值得關注的也僅僅隻有荊、江兩處而已，至于交廣等地與中樞的彼此影響還是偏弱。
江州刺史鐘雅在這過程中絕大多數時間都在保持着緘默，這也是因為自從王舒在江州任上死後，江州便始終處于一種被荊揚壓制的狀态，甚至久為荊州附屬，連作為緩沖地的意義都逐漸削弱。
鐘雅是沈哲子重新構建台省秩序的人選之一，所以一待建康城内的清理告一段落，便即刻下诏召鐘雅入都，代替何充擔任中書令，與國丈衛崇一起負責台城各項構架事宜的重建。
至于接替鐘雅的人，沈哲子則安排叔父沈恪。這兩人都曾經有着大亂之中、禦前拱衛的經曆，不得不說是一種緣分。其實包括褚翜、劉超在内，也都有此中經曆。
不得不說這種體驗對政治聲望的增加效果是巨大的，沒有這一份資曆，就算沈氏大權獨攬，沈哲子也不便直接安排家人擔任大州方伯。
可是荊州方面，形勢就微妙得多。且不說荊州分陝之重并庾怿這一時期的尴尬處境，單單荊州本身就是沈哲子影響力一個漏洞所在，所以在荊州問題上，他也不得不慎重，做出充分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