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如曆史上，整個崇祯十三年的年景仍然十分不好，接連不斷的壞年景進入到第三個年頭，就連這些年來重新恢複天下糧倉地位的蘇松等地也遭遇了規模不小的水災，北方等地雖然沒有早年級别的大旱，可旱災伴随着蝗災仍然肆虐。在曆史上的這一年，以三饷加派壓下來的農民運動伴随着北方邊患的增加重新愈演愈烈起來。
隻是在此時此刻，這一切似乎都已經物是人非了。經過十年内連續三次内部戡亂戰争和無數次小規模的内耗、平亂，名義上仍然是明朝的整個構架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浴火重生，整個統治構架乃至政治基礎都發生了比尋常改朝換代更有甚之的換皿。天下的财富和階層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同時，崇祯十一年到崇祯十二年接連不斷的“出巡清洗”讓原本十分潦草而簡陋甚至十分不成熟的政治構架至少在短時間内能夠變得高效起來，所有的這一切，讓很多不少地方的災害即便出現大規模的流民和動蕩，也能很輕易的化解在其他沒有受災的地區當中，除了不可避免的财産損失之外，人員損失乃至整個社會感受到的壓力都沒有以前的水平。
也就在這個時候，面向大衆的傳媒《中央月報》也發表了蕭軒親自署名的文章：天有其道，人定勝天。毫無顧忌的展開了對所謂“天人感應”學說的批判。并認為自然界的一切運行都有其自己的規律。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但兩者之間并沒有必然的關系。明月的時候天下依舊會有無數的悲劇，以前風調雨順的年景依然會有暴虐的鄉紳豪強制造無數人間悲劇。上天如果需要以無數百姓的人命來示警，那就是無道的表現，如大禹一般賢能的君主總能帶領百姓掃平人間的禍根最大限度的降低天災的危害。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才是世間永恒的規律。
如果這樣的話在以前去說，恐怕是沒有什麼說服力的，說不定還會有一些專門被引導來京的災民們乃至流民圖之類的東西被奉獻上來。可是這幾年卻因為種種原因是許多反差太過明顯的幾年，明明年景連年大災，可是因為徹底的除舊革新乃至海外利益等各種整肅與外财，大衆的民生狀況雖然恢複不到幾十年前最為突出的時候或者向最好的地方看齊，可是帶來的變化卻開始讓一切打算拿連年天災說事的人相形遜色。
蕭軒因此也就毫不客氣的窮追猛打，在秋收之後臨近新年的月份署名發表了第二篇社論：誰是苦難的根源，毫不吝啬的指出尋常天子難以管束察覺到的中下層管理、貴者富者的附庸是苦難的根源。西周春秋戰國的百姓之苦不在戰禍，而在貴族。兩漢三國的絕大多數動蕩不安不在天子的奢靡，而在豪強世家與門閥。唐宋以來的民間疾苦三分天災兵禍，七分鄉紳權貴；明代以來，正是君權的旺盛才帶來了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乃至宗族集團在很大程度上被遏制。可是宗室腐朽、文武衰敗，隻有來自人民的力量并真正的實現文彥博的反話：天子與人民共治天下非與權貴者共治天下，才能在最大的程度上确保天下的利益。。。
這種所謂的“君主至上論”，二月河辮子戲式的“唯皇史觀”蕭軒也曾經有些不以為然，覺得在現代人看來這是封建餘毒，是“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愚民思維”。可是隻有自己這些年來的體會并仔細的反省從近代到現代的不少東亞社會及其曆史才發現：就算是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君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那些人均資源根本無法同美利堅或澳大利亞加拿大瑞典之類的普通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不可缺少的利益體系平衡中的一環。或許在儒家式的封建社會乃至中國古代那樣的落後條件下，它是很對“費拉不堪”的根本原因，可是在向近現代快速過度的時候，又有幾個文明能夠十分自信的擺脫對所謂“明君”的依賴呢？沒有任何一種制度可以保證文明的興起，文明同人的成敗一樣，很多時候靠的就是這種看起來不靠譜的運氣。恐怕這一點也是蕭軒印象中很多曆史架空小說裡還有很多議會流、民主流、憲政流，可是到了後來就風氣有所變化的原因吧。
至崇祯十三年，财政體系也開始有了與以往明顯的不同，在天災不斷的情況下。财政收入從過去的折合五六千萬百斤糧價增長到八千七百萬百斤糧價，雖然不敢說整個社會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可是在這連續用兵并且遭受不少天災的情況下，卻實現了财政收入的第一次相對平衡，相比折算九千一百萬石糧價的開銷，透支減少到了四百萬左右的規模。
這當中從司法到行政，再到行政等“政治統治成本”并沒有減少太多，甚至相比若幹年前還增加了不少大概，大概有兩千五萬百斤糧價左右的成本去供養總數多達三十萬上下的内外情、法堂、基層吏員；不過相比以前大多數時候的王朝，海内地區的軍事負擔在連年對外開戰的情況下反而大幅度的降低了，因為近代化的軍事制度可以讓大多數情況下的堪戰比例高不少，空饷數也減少不少，僅僅兩千萬百斤糧價供養起來的總數多達三十五萬人上下的陸海軍就有效的實現了内政和外戰方面的不少作戰任務。
這樣的情況下，蕭軒也就有了多達三千萬兩百斤糧價的資本用于教育、工商投入與重獎等各種支出項目的開銷。如果擺脫了這些惡劣年景下不得不做出的一些妥協，整個财政能力毫無疑問會在不遠的幾年之後趕超曆史上的巅峰。這還并非是竭澤而漁的産物，而是整個經濟本身開始有了不少在舊的時代并不存在的内在動力。